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力量的分析

　　1.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力量的认识

　　马克思曾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实践方面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最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是先进的阶级意识决定的。在恩格斯看来，只要进一步发挥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社会实践，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展现出来。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是一面战斗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作用，“共产主义和过去所有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2]。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作用。

　　2.列宁、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力量的理解

　　列宁对意识形态作用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否定意义的思想体系转化为一般意义的思想体系，二是强调意识形态的战斗功能。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科学意识形态”新概念，使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重新认识。列宁认为：“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3]“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4]“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而且，理论的力量是在群众的实践中显现的，“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为力量”[6]。“（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7]列宁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条件，即宣传真正的无神论文化，把人们从宗教迷蒙中唤醒，研究自然科学领域的变革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尽管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力量的理解带有机械论特征，但其中的独到之处不能否认。他特别强调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指导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社会存在的消极的分泌物，其反作用是巨大的。“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8]先进的意识形态为先进的社会服务，落后的意识形态为落后的社会形态服务。斯大林特别强调了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主义觉悟越高，工作本身的效率越高，“这要算是一个定理”。

　　3.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力量的解读

　　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造就有自觉意识的个人，通过改变大众的心态，使之从常识中提升出来，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体，使个人成为“人”。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统一中起了“水泥”作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粘合剂”的功能。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力量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中，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是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实现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表明，文化是一种能够颠覆社会制度的异乎寻常的力量，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力量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东西方国家革命中的表现是有差异的。而且文化霸权的实现，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推动作用。尽管都引入“文化”概念来讨论意识形态，但葛兰西和毛泽东的文化动力思想有着不同的话语环境，前者是适应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体系，后者是适合东方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体系。

　　4.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意识形态力量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非常强调意识形态和理论的能动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能够从理论上再造现实社会，而理论的作用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他在《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中，第一次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批注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9]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是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武器，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也强调文化自觉和社会进步的一致性，认为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与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是一致的。毛泽东不赞成机械的唯物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0]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正确阐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途径，即要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发挥精神力量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所阐述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都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对意识形态作用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提出的发挥先进文化的力量、胡锦涛提出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都肯定了意识形态的力量。

　　二、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力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1.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在社会变革中表现出来的

　　“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1]意识形态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般而言，旧的精神力量、旧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精神批判或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克服，只有从根本上消灭旧的精神、旧的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才能最终消灭。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在社会变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变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革命。在国际共运史上，每一次重大革命运动都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列宁思想的勃勃生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另一种是社会改革。在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论是成功的改革还是失败的改革，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牵引。“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改革是在苏联所谓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名义下被扼杀的，南斯拉夫是在维护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口号下被开除出九国共产党工人情报局的，而中国的改革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展开并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深化发展的，苏东剧变则是意识形态作用的另一种结果。

　　2.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在文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

　　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既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列宁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才能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经常使用的在内涵上与“意识形态”相近的词语是“文化”、“观念形态”和“思想体系”。在文化革命的谱系中，我们不难看到意识形态的力量。很显然，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是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其中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突出地位，工人阶级只有获得“文化”领导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既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对西方的文化潮流起到了相互激荡的作用。而在国内，它对人们灵魂的触动是难以估量的。当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出现偏差，并把这种偏差付诸实践，意识形态的力量被高度异化时，其负面影响也常常是历史性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有意识形态的负面力量，前苏联的文化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有意识形态的负面力量，国际共运中的思想论战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也有意识形态的负面力量。毛泽东和葛兰西都引入“文化”来讨论意识形态，正是看到了文化在表现意识形态力量时的媒介作用。如果说葛兰西构建了一套适合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那么，毛泽东则提出了一套适合东方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尽管论证角度有别，理论背景有别，但他们对文化发展中意识形态力量的认识却有相似之处。

　　3.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在社会教育中表现出来的

　　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造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其力量的发挥离不开教育。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被群众广泛接受，形成他们思想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起到积极作用。列宁主张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因为流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群众。“我们应当积极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12]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的价值指向是造就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人，其结果是人自己的“存在”与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马克思在谈到宗教的消亡时指出：“宗教的消亡必须由社会发展来促成，而教育又必须在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13]“无产阶级除了提高阶级意识加强群众的团结、用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育群众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来阻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14]列宁认为：“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够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5]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通过知识起到权力支配作用的，而知识主要是通过教育传递的，教育使人们认同现有的生产体制，因此“知识就是权力”。[16]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时指出：“在现时，毫无疑问，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主义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17]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从“三育并重”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邓小平提出的培养“三个面向”的“四有新人”，江泽民提出的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五个成为”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是要发挥意识形态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4.意识形态的力量是通过社会主体的实践表现出来的

　　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在人们的社会参与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把自身的主观因素，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等纳入到社会过程中，以某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方式“物化”到对象中。“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8]“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9]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可能是文化之盲、意识形态之盲，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维持自己生存的适用证书，是人们人生旅途的“旅行执照”。意识形态的真正载体是人及其实践活动。正如拉布里奥拉所说：“没有一个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跟随的，而不论这种意识是以迷信或经验为基础，是以直接感受或反射为基础，是充分发展或不彻底的，是心血来潮的或自我控制的，是幻想的或纯理论的。”[20]在葛兰西看来：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知识分子阶级，但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或倾向于形成这样一个阶层”，“不仅在经济的，而且也在社会的和政治的领域中”给予这个阶层以“同质性”，并使之“注意到它自己的功能”。统治阶级正是通过知识分子的作用来实施自己的战略。斯大林认为，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与培养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具有重要作用，应该成为联系群众的“水泥”。

　　三、现实意义

　　1.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

　　英国的大卫·麦克里兰认为，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与西方开放型社会变革密不可分，它“产生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大变革：民主思想传播、群众的政治运动，以及那种我们创造了世界我们也改造了世界的观念”。美国的克拉莫尼克和华特金斯也指出，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变革开放与意识形态的发展相互渗透，使得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客观现实，并且在一定时期反映不同阶级的共同愿望，而且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会积极适应社会变化，这决定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有对话和交流的可能。而且，现代生活中，各种社会信息和思想观念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得到迅速传播，将意识形态复杂化、多样化，也加速了不同思想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融合，导致意识形态边界的模糊。但是由于经济地位的本质差别和利益要求的明显对立，又不可能存在所有阶级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复杂社会的映像，必然也表现出复杂的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形式、不同论述和不同分析出现了。在形式上，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外，还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类型。在当代意识形态的走向和地位上，有“意识形态中心论”、“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等值论”、“意识形态普世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说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以自己的好恶来摆布其他意识形态。这有一个客观认识问题。就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看，改革开放中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是：基本价值不认同、基本制度不照搬、发展道路不重复，这是我们的底线。不难看到，种族主义缺乏对其他民族的尊重，极权主义缺乏对差异性的尊重，普世主义缺乏对空间和地域特殊性的尊重，非历史主义缺乏对历史和时间的特殊性的尊重，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往往是过激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本质主义把某种意识形态视为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相对主义使真理变得不可能，此种态度容易导致夸大或忽视意识形态的力量。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科学对待社会思潮的多样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开放机制整合不同的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在当代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核心价值认同的最根本表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的有效发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明确的价值导向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进一步增强科学理论的说服力、感召力；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用坚定思想方向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要高度重视、积极主动地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把握趋势、正面引导、重在建设，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妥善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更好地促进社会团结和谐；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用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教育说服群众，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

　　2.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文化的力量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永恒地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繁荣发展，必然会对生活存在、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日趋融合，呈现出一体化、共进退的态势，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文化软实力的出场，软实力理念的浮现，反映出人们对文化力量的理解不断深化。就中国现实而言，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软实力建设尤为重要。软实力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意识形式、国民凝聚力和国际运作机制等如何表达、如何实现，都是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很显然，照搬西方的结论和实践，会使文化软实力建设走向歧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文化软实力建设。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公民文化权利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将人民群众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协调，一起发展，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认同，寓文化软实力于国民素质之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二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文化产业发展，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发挥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力，提升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力，将文化的力量注入经济社会发展中，融入国民教育中，植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中，纳入文化体制改革中，贯穿到文化产业发展中，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三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文化事业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力，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爱国主义和优秀传统有机结合，思想道德建设与市场规范有机结合，改革开放与文化创新有机结合，科学发展与实现文化和谐有机结合。四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人才建设，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寓文化软实力建设于人的全面发展之中，通过“文”来丰富人的知识体系，通过“化”来改变人的主观世界，通过“文化”来提高人的素养，提升物的价值，提炼事的本质，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协调发展。

　　3.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文化交流

　　“文化是贯穿于软实力的经纬，维系软实力的灵魂。缺少文化高度的软实力是短视的，缺少文化慎独的软实力是肤浅的，缺少文化包容的软实力是狭隘的，缺少文化创新的软实力则必然会僵化和萎缩。”[21]当今世界，文化是软实力的主要来源，也是“文化冲突论”的参照文本，文化交流既是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也面临异质文化特别是霸权主义文化的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是经济强国，也是文化强国。美国的文化输出是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基本上也是强势的。他们同唱一个调，把自己的文化逻辑强加给其他国家，把对强国和富国有利的逻辑强加给其他国家。这要求我们抵制文化霸权，维护文化安全，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亲和力和吸引力，大力提倡中国意识，着力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化话语体系，扩大自己的话语影响力。当前世界各地区区域性冲突的根源都在于文化。文化力量的表达往往夹带经济利益的冲突和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观察，认识自己和周边事物的文化含量，关注文化、研究文化、发展文化、建设文化，提高文化自觉，形成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树立文化安全新观念，强调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和紧迫性工作。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要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冲突和危险求索化解之道，为人类安身立命探寻精神家园。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地位，还应该将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

　　[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7 页，第43页。

　　[3]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14页。

　　[4]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5页。

　　[5][7] [12]《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312页,第81页，第342页。

　　[6] [15]《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321页，第347页。

　　[8]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0页。

　　[9] 《毛泽东哲学批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4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267页。

　　[16]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353.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2页, 第152页。

　　[20]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21]张国祚《中国有信心和能力成为文化软实力强国》，载于2010年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校，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