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须宽：我国国际地位和历史方位的“变”与“不变”的判断标准

厘清分歧寻找确定性必须遵行辩证途径，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际地位，也必须结合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辩证法来审视。21世纪世界的复杂性是以前的人类社会不能比拟的，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地位，面临的国际境遇，需要哲学地精准把控。习近平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

第一，新时代的到来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那么社会主义发展是不是也随着新时代由初级阶段进入更高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时代或者新时代，绝不单单是以时间节点为标志的，一定因这个时代具有不同于之前时间段的伟大意义，或者因为某种创举而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因卓越的成就而区别于以往时代。在中古历史上，某些大事件往往具有开启新时代元年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三个意味，任何一个意味都能标志一个时代的到来。但是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跨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因如下：（1）“意味着”的意思不能等同于“已经就是”，而是具有未来的指向性与苗头明显的可能性，蕴含着为了达到既定目的而不忘初心继续努力的积极的民族心理状态。列宁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时代，才能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我们是站到了新的历史的起点上，意味着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意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意义。但新时代本身也是一个需要不断积累丰富充实的具有无限增量空间的蓄水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是新时代，这二者之间的时间跨度和生产力的差距是极其巨大的；（2）不能因为十五大断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贯穿整个社会初级阶段全过程”，就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了，也就意味着我们跨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家和政党都不是预言师，科技与生产工具的变革一日千里，被最优生产关系解放的生产力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实际效果是不好预见的，理性的判断总要随时而动，不拘泥于某一判断。一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的时代必定是开创新、全方位的能力释放，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大致相当于“2个日本、3个德国、4个英国、5个印度、6个意大利、7个加拿大、8个俄罗斯”，这些成就配得上“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与定位。（3）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与之前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量的不同居多，不是质的不同居多。从质量互变规律来理解，两个主要矛盾的表述更多体现为量的不同，内容细化、内涵扩张程度的不同。虽然启动了质变的进程，但质变的特点依旧不明显，以量变为显著特征。（4）基于前苏联对社会主要矛盾误判造成的巨大危害，中国共产党人更为谨慎地对待这个是事关重大的命题。宁愿保守一些，也不会超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时代变了，认识、思想、观念都要与时俱进。（5）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是经过逐渐铺垫，水到渠成的过程而形成的，2009年，胡锦涛在指出“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同时，提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则指出：“这十年，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到十九大的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的断言，是假以时日的努力和思想前后一致的必然结论。而十九大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同样意味着必须“经过更长期更艰巨的努力”，我们才能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于下一个历史周期和时代开启的铺垫；（6）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不是想变就能变的，这个长期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中国人的努力可以缩短这个过程。还要看到国际的复杂局面、伟大斗争的复杂局势、伟大事业的艰难险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还要兼顾国际形势、全球风险、制度博弈、军事斗争等复杂问题。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宣言，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但不是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

第二，新时代到来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从建国之初的“一穷二白”，到瞄准解决温饱问题的“奔小康”，再到“整体小康”的实现和“全面建成小康”，其实这个大的历史跨度内，全是围绕着脱贫与小康在战斗，这样的境况，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的定位是符合的。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新时代中国既超越了初级阶段，也摘掉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帽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水平，核心技术、尖端技术不多，中国作为大国有“重器”，但大国更需要更多的“重器”来证明自己的国际地位。新时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的，在这一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小时代中有阶段性区别。即便中国实现现代化，也可能会采用像“整体小康”和“全面小康”表述那样，存在一个整体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的区别。现代化需要奏响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如果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国能够大有作为，在中国“智造”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在物质结构探究、宇宙演化推演、生命起源谱系化建设中能先人一步；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中棋高一着；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上能领跑世界，在大数据、云计算、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能够掌握触动生产力裂变、劳动生产率飞跃的按钮，走向发达国家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一定会提前到来。

第三，历史教训警示我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让中国人更自信，但越是自信，就越是需要客观理性摆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际地位。伟大事业必然伴随伟大斗争，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艰难险阻，特别是人世间最正义的伟大事业，必然遭遇来自非正义力量的重重阻挠。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当量以后，由于基数变大，中国发展阶段每推进一步，都并非易事；中国的国际地位每提升一级，都会面临多重的外部压力。有人妖言惑众，无端散布中国“修正主义国家论”、“权力垄断论”、“制度缺失论”、“民主政治建设滞后论”、“改革倒退论”和“否定改革论”；有人选择“砌围墙”、“建壁垒”、“抬关税”、“美国优先”、高呼“世界的祸就是美国的福”等逆全球化立场；跨过了“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等我们；全球恐怖主义迷雾尚未驱散，民粹主义又有抬头。在“旧秩序已被动摇而新秩序尚未破茧而出的前夕”、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正在向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过渡”时期，在未来的“大变局”、“大棋局”中，清晰判断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方位、国际地位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才更能充分体会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一判断的极端重要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