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为防止王权专制和权力垄断，接受并推行代议制民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求实现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应该说，西方代议制民主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代议制民主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故步自封。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特征，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代议制民主无力解决这一难题，陷入重重困境。

西方民主暴露四大弊端

一是议会与政府权力分立异化为朝野分裂与权力掣肘。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议会立法权与政府行政权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议会在国家结构中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垄断资产阶级为便于控制国家权力，实行政府扩权，弱化议会权力，导致国家权力由议会向政府转移，行政权力极度膨胀，政府与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矛盾日益加剧。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盛行，许多国家政府职能加强，行政集权趋势明显，内外重大政策多由政府制定和执行。一些国家政府甚至有权解散议会，召集大选，议会则成了“橡皮图章”，“三权分立”有名无实。议会作用弱化，自然给政府权力膨胀带来机会，国家权力中心向政府转移，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更不易发挥。美国总统行政权与国会立法权长期缠斗不休，这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顽疾。

随着权力博弈愈演愈烈，政府与议会常常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可能达到了，出了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今网络化时代，媒体成为“第四种权力”。为取悦舆论，政府和议会更特立独行走极端，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朝野矛盾和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

二是政见分歧导致议会立法和监督功能紊乱。

西方国家议会中的政党往往因政见分歧而相互倾轧、恶斗不止。近年来，美国政治中的“极化”特征日益显著，共和、民主两党的理念和政策分歧拉大，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两党常常互不妥协，在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美国《外交》杂志曾有评论认为，美国国会实际上是一群极端分子在作战。

在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议会内的党派斗争也愈演愈烈，议会立法举步维艰。在欧洲一些国家，议会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下降。

三是精英民主与社会参与民主尖锐对立。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下，公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国家事务由“政治精英”决定。西方选举制度下的“一人一票”看似平等，其实不过是将政治权力由资产阶级的左手转移到右手，又从右手转移到左手，掌握议会和政府权力的始终是“政治精英”。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人们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决策、社会追捧的代议制民主运作模式不感兴趣，要求建立一种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近年来，西班牙、希腊等国民众频频发起各种抗议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破除精英民主，实行广泛的社会参与民主。

四是西方选举堕落成金钱民主。

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选举，候选人仅靠政策、演讲和口才是很难胜选的，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国是典型的金钱政治国家，选举一向被称为“烧钱游戏”。曾帮助威廉·麦金利赢得1896年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就曾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大选1980年花费1.62亿美元，到2008年则花费24亿美元。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对公司或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额度限制后，美国大选更成了烧钱大赛，2012年大选总开支达60多亿美元。在选举中得到捐助的政党及候选人，上台后自然要“投桃报李”，捐者得官成为常态。如奥巴马在2009年初就职总统后，大量委派他的竞选赞助者出任驻外大使。

多种因素令其举步维艰

西方代表制民主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西方民主的资本独占性。

西方代议制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表现。掌握经济命脉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精英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和政治程序，将其掌握的经济社会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并把广大民众排除在国家重大决策之外。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资本的影响力愈益强大，任何政党都不得不向资本低头，政治天平进一步向资本倾斜，政党及政府日益成为受大资本操纵的工具。

第二，制度设计上的片面性。

西方代议制民主重视形式上的选举程序，将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把“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当做衡量民主的唯一尺度。事实上，多党竞争很难保证产生人民希望的人民执政的政府。金钱政治下的选票很难选出众望所归的领导人。过分强调“选民是上帝”，导致政府迎合选民、决策短视。尽管弊端百出，但西方国家对多党民主仍充满自信，不愿也不可能顺应时代变化而调整。

第三，西方社会政治生态发生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利益多元的特征日益凸显，财富分配的“零和游戏”愈演愈烈，造成社会内部的相互对立和情感隔阂，直接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民众参与政治的行为更加极端，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抗议活动不断，政府难以顺利施政。在一些引入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非西方国家，人们在试图更换领导人时，开始热衷于诉诸街头示威而不是正常的选举。

第四，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挑战。

西方在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强力推销民主时，并没有提供“民主维修手册”，当“民主产品”出问题后，这些国家则束手无策，不得不探索本国的“民主之路”。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引起许多外国政要、舆论、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同西方代议制民主相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其独特优势，这一民主政治形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意义。不能用西方代议制民主来否定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来取代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民主形式。

来源：《参考消息》201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