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专家心中的马克思主义
---系列访谈之一
主持人潘坤：“自然科学家心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档结合我司不同专业不同学科背景专家的人生经历众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档对话访谈节目。今天我们要与各位讨论的话题是信仰、理想、信念。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第一位嘉宾邓良基教授，土壤学家，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8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四川农业大公司党委副书记。第二位嘉宾是何训坤教授，农业经济学家，硕士生导师，首任经济管理学院的经理，1960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三位嘉宾王昌全教授，土壤学家，博士，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983年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土壤文化专业，1987年赴英国里丁大学学习，199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公司资源环境学院经理。三位专家好，刚才我们谈到这次我们访谈的主题是“信仰、理想、信念”。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所为信仰，是人一生当中最高的信念和根本坚持，是值得自己穷其一生去追求和奋斗的唯一真理性存在。而理想，则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现实可能性，对未来的某种向往与追求。信念也和理想一样，是人类所特有的某种精神现象，是人类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对思想理论学说和理想所抱有的坚定不移的知行态度。在十七大会议中，党中央回答了“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的重大问题。那么请问邓书记，作为我们学校的公司党委副书记，您认为党中央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对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信仰、理想、信念”这一主题，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邓书记：党中央在十七大明确了“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明确了“信仰、理想、信念”的内涵和我们的奋斗目标，我觉得对我们高等院校非常重要。高等院校承担着三个方面的责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那么教学根本上的目标应该是立校，教学立校应该以学术为先，以育人为本。当然作为一个大学，第二个重要的任务是科研，科研应该是起着强校的功能。科研要强校，首先是创新，那么以创新为先，以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为本。从第三个功能来讲，服务社会，是兴校之策。一个学校能不能兴旺，能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就看你的社会服务。社会服务要坚持以绩效为先，社会服务要产生绩效才行。以推动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为本。那么从这三个目标来讲，是目前中国高校承担的职责和义务，也是高校必须努力的方向。
那么从“信仰、理想、信念”角度来讲，我个人的看法，首先是信念，那么信念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对事物的观察，对事物的了解，对事物的调查产生的对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规律的一种趋信和笃信。坚信什么向什么样的发向，以什么样的规律发展，坚信或笃信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那么这是作为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当然这个共产主义在现在通过实践在理论上也有重大突破。近期目标和远大的理想紧密结合，近期就应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作为政治理想一旦形成以后，奋斗目标比较清楚，到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争取向组织靠拢，不断地提炼自己的思维，思想和理念。所以到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82年的一月份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政治理想的话，他有了信念作为基础，这个成长才不会有误区，才不会产生其他的干扰自己奋斗进程的一些因素。所以我想呢，对于理想信念，我就说这么多的我的一些体会。
主持人潘坤：那么说到当代大员工的信仰问题，我们要承认今天的大员工思想非常活跃，他们非常积极向上。但在当前来看，我们却总是听到有一些舆论媒体或专家学者对当代的一些大员工做这样那样的负面评价。我想请问邓书记，您如何看待当代大员工的精神信仰状态？
邓书记：对当代大员工，在我的心目中，是好的，从总体上看，当代大员工思想活跃，基础比较扎实，而且掌握的知识技术和掌握的科技成果也是最新的。从思想政治这个角度来评判当代大员工，最近有一些调查，调查结果我一看，从他们回答的状况，从理想信念的情况，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大员工能够坚定正确的政治理想和个人职业理想和道德理想，所以我对他们的总体评价是比较高的。失信危机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当然它有国际的背景，也有国内的背景。国际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借助于二战以前的工业基础，发展的比较快，这些现象跟我们一部分现在的大员工带来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适合整个世界的情况和中国的国情，这旗帜是不是还能够长期的扛下去，产生了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可以理解。我们怎么来认识马克思主义，怎么来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与时俱进，结合国情，有一个创新的过程。如果没有创新，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式的应用，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的衰减。所以这个过程只要大家认识到了，我想这个信念和理想的问题会进一步的得到解决。
主持人潘坤：刚才邓书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引领我们辩证的看待了当代大员工的精神信仰状态，并剖析了当前大员工出现一些信仰误区背后的深层次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原因，也提出了我们未来解决信仰危机，解决信仰误区的一些途径，那么谈到大员工的信仰话题，何教授是我们学校的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也是我们学校经济管理学院的首任经理。那么何教授不妨回想一下您当年在1960年毕业来到我们公司，在您的那个时代，大员工的一些精神信仰，理想状态的一些情况。给我们在座的同学树立信仰理想一定的启示。
何教授：我的体会，大员工的理想信仰是我们大员工的精神支柱，一个同学有没有理想信仰这是关系到你人生的价值取向问题。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读书期间，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读书期间始终是要解决一个为谁而学习的问题，为谁而工作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理想和信仰问题。同时作为我们青年时代的同学来讲，始终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做什么人走什么路，这个问题也是由我们的理想信仰所决定的。最为我们老一辈学者来讲，做什么人走什么路在我们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我们那个时代在党的教育下参加了很多政治运动。比如我55年进大学，开始反右，以后大炼钢铁，以后又反右倾等等很多政治运动。那个对我们的要求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信仰，要为共产主义这样一个远大理想而奋斗。所以从我们读大学开始到参加工作，可以说我在川农参加工作四十多年，都始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如果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我的体会还是在于我们在党的教育下，入党过后要明确这个问题，我是1985年5月11号入的党，入党过后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作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我们每一个青年人在入党过后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党员和合不合格，标准不是别的，就在于你是否有共产主义理想信仰，你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你是不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老一辈的学者，在我们教学科研当中始终是在成才的道路在你事业走后的道路中始终是按照这样一个规矩进行。就是首先确定我们的理想和信仰，有了正确的科学的理想和信仰，在这个基础上发愤图强，更大的动力来钻研我们的研究，学好我们的专业，提高我们专业的基础水平，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个人需要的物质利益。所以理想信仰是在第一位的，有了理想信仰产生动力学好我们的专业，有了知识有了本事有了能力为国家服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个人应有的物质利益。我们老一辈都是按照这样的规矩思考问题。
主持人潘坤：事实上何教授是1960年从西南农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农业大学的前身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的，来到我们公司工作。我想问何教授一个问题，西南农学院坐落在重庆，你在1960年毕业之后从重庆来到雅安，当时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到其他城市或其他单位去工作？
何教授：有选择。我是60年毕业的，我毕业的时候，组织上给我提的第一个要求要我留校，当时我没有表态，我拒绝了这样一个要求，我不愿意留校。因为当时我们毕业时候的形势，对我们的员工，党的教育是三句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因为在大学里面我是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因为自己要求入党，要按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致我们毕业了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当时我们的思想是不可以个人选择，由国家来挑选，所以我填的志愿，任何单位都没填。当时我们要去省级单位是相当容易的，很多省级单位都需要我们这些毕业生，但是我一个都没填，就填了一句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且当时填这个的时候我们还写了血书，以表示我们的态度很坚定。当时我分到农学系农业经济调研组教书，当然我也就服从了这个安排。所以在我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受那个教育，的确是一心想到自己政治上有这个要求，现实上要服从党的需要，立志党培养了我，要把我摆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这样一个思想考虑，没有其他的想法。
主持人潘坤：相信正是何教授认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人走什么路，认清楚了方向远比能力重要，所以说放弃了在重庆这样一个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机会，来到雅安这样一座当时还相对封闭落后的小城，为我们公司的发展，为农业的发展贡献的自己的一生。她的这样一种信仰，这样一种理想，成就了自己人生的成功，事业的辉煌，也成就了为我们公司发展，为农业发展的贡献实现了自己的价值。那么说到大员工的信仰，我们又要回过来谈一谈今天我们大员工的信仰状态。相信我们的王经理平时和我们的员工接触比较密切，一定在自己的教学管理当中有一些对当代大员工思想状态的切身体会和感触，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
王经理：今天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我们的邓书记和尊敬的何教授来谈论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我作为资源环境学院的经理对于我们当前大员工在这方面的状态还是有所了解的。我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在当前的竞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所掌握的是要求进步，积极上进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崇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证明就是每年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同学比例人数都是很高的，除了信仰以外，他们学习都是积极上进的，大多数同学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竞争的意识特别强，应该说比我们以前还要强。这来源于现在的社会竞争压力。当然跟我们比起来还有他自身的优势，特别当前对计算机的要求。我们打开国门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语的要求，以及我们自身科学发展水平对外语要求也是很高的。所以整体评价我们大员工的思想状态是很乐观的。但是人生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挫折，我们担心大家有一点小挫折或者有一点不能满足他的期望的时候就会受影响，甚至就出现一种放弃逃避丧失信心的情况，这当然是少数的。也有少数的同学表现的过分的现实，远大的理想这一方面还不足，当前就事论事的事情考虑的比较多。所以具体观念上总体是强的，有少数不是特别的强。过去我们那个集体观念不得了，现在是整体这样少数这样。也有少数缺乏上进心，信心不足，所以我们大学每年也有少数同学掉队这样的现象，也是有的。这是所以我所了解的第一件资料
主持人潘坤：刚才通过对三位专业的访谈，我们可以发现树立科学的信仰追求远大的理想坚定自己执着的信念，无论对哪一个时代的大员工的成人和成才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据我所知，三位专家也都是有很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在自己的青年时代，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的信仰，那么今天我们在场也有一些同学是员工党员，预备党员或者入党积极分子，那么三位专家能不能为我们回忆一下三位入党的具体情况呢？邓书记您先请。
邓书记：当时入党的情况就是讨论通过，自己作为预备党员的一次会议，深受启发。由于在支部会上，大家讨论来帮助自己，对自己的有点肯定不会评价的太多，重点是在发展过程中自己要进一步的提高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分析的非常透彻。我记得当时有一条意见对我提的非常中肯，即使你学习很努力在工作过程中没有胆量，没有胆量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分析它的根本原因还是你的理想信念不坚定的表现。我当时觉得这个说的很严重啊，很尖锐，也提出了以后怎么去努力怎么去克服的问题。那么入党以后第一次听的报告是关于形势的报告，是当时的宣传部长做的，很精彩。第一次组织生活也是很受启发的，学习的内容和当时的形势紧密结合。
主持人潘坤：那么刚才邓书记谈到了自己的入党时间是1982年，也就是说是在大学期间入党的，邓教授当时也是一名大学的员工干部，可以说邓教授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追求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且在入党之后积极听取意见，积极地在思想上在理想信仰上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大员工党员思考和学习的地方。那么相对于邓教授而言，王教授是1983年毕业的，而直到1995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毕业十二年时候在出国留学之后回到中国来回到公司来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谈一谈自己入党的一些心路变化？
王教授：我认为信仰的树立应该有一个过程，有些时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说大学里面不积极不上进，大学里在大二的时候办公室主任就提出要写入党申请书，为什么没写呢，当时看问题比较片面。为什么后面又逐步提高了呢？我想有三点，一是组织的关心，读书期间一直到毕业以后我们当时系上的党支部支部书记，一致的让我们学习党章。第二方面是我们老专家的言传身教，大学毕业以后都是指派专门的专家一对一的帮助。第三个方面就是预备党员要进行讨论，我们帮助的对象就是入党积极分子，长期的帮助就是他们谈思想汇报，预备党员转正，一系列的过程就把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安排去听，在这里面震动是最大的。这一系列的震动加上后来和老师接触的越多了，我就自然融化进去了。
主持人潘坤：王经理可以说非常坦诚，谈到了自己大学期间看问题比较片面，出现了一点信仰误区的状态。但是所幸在我们公司很多老专家老学者的精神的感召下，在我们组织的争取和努力下，我们党内终于有了像王经理这样的优秀人才。那么再谈一谈何教授您入党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给我们同学分享一下？
何教授：我递交入党申请书是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没有发展党员，但是不管怎么样，递交了申请书就表示着自己有一个信仰，有一个鞭策自己如何按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动力。来川农过后，我就是遇到困难时期了，那时候我没有写申请书，但是我想到我已经递交了申请书，困难时期来了以后这是对我最大的考验。所以来到川农过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翰园移动去三教公社，参加第一个月的支教工作队。当时这个公社是解放以来，没有一个女人去这个公社工作，我是第一女支教队员，而且住的一个生产大队，是一个高山上的生产大队，当时支部书记经常派两个农民来保卫我晚上睡觉，我说用不着。在哪里住了半年，因为自己在那里虚心向农民学习，赢得了农民的好评，所以我在那里并不困难。但是工作很艰苦，因为经常要走路，我到附近镇去开会的话要走一天半，因为没有公路。所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所以我在做支教的时候自己是经受了考验的。而第二个考验是62年，我们学校有事，我到了蒲江，困难时期就是有很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管理好伙食团，因为吃不饱，所以当时找不到人管理伙食团，我们农学院的总支就把我调去管理食堂，我接受了这个任务过后，思想斗争很激烈，这种情况下管理食堂不是好事情，每次蒸饭每一碗都要用称称，所有人都是二两米。我们书记就跟我说，你的秤杆子上就是阶级斗争，你要很好的对待这件事情，所以那段时间我除了搞教学任务，很大的精力就是管理食堂，结果我管理过后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奖励我30斤粮票，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组织给我的任务，做的还是比较好的。70年代的时候，我又去支教，所以我来川农过后对我的锻炼很多，给了我很多任务，我的理解是组织上有意要考察我，所以我更坚定信心，回来过后又写了入党申请书，写了我原来做那些工作的思想汇报，所以组织上派了我的介绍人。所以我入党是在1985年5月11号下午，在我们农学系的办公室。
主持人潘坤：可能三位专家回想起自己当时入党的一些细节，回想起自己当时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的确让人觉得心情激荡澎湃，但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在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在思想上入党却是一生一世。刚才我们的邓书记为我们回顾了自己在公司听到的第一次形势报告，那么我们的何教授和王经理，能不能帮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当年在公司听到的第一堂党课或者第一堂政治课的相关情景。为我们谈一谈自己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终生信仰的一些具体情况。请何教授您先谈一谈。
何教授：我来川农过后听得第一堂是1953年11月2号下午，这趟党课是我们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叶平同志做的，他做的题目就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胜利的旗帜》，印象很深。
主持人潘坤：时隔多年我们的何教授还是能够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党课的一些具体内容，那一定是一堂非常精彩的党课。那么王经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印象深刻的党课。
王经理：我的第一堂党课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是一个综合报告，想学习以后有一个讨论，然后还有个考试，总的是从党的基本知识讲，党的重要性，全面的培训。
主持人潘坤：认真的学习，严肃的对待才在青年时代树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地信仰，但是相对于三位杰出的专家在青年时代树立了坚定地信仰的情况来看，今天我国国内却有一小部分人，根据二十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和破产了。我们知道马克思是1818年出生于德国的特里尔，而我们的邓书记曾于1985年远赴德国波恩学习，我们想请邓书记为我们在场员工谈一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破产论过时论呢？
邓书记：当时到了德国以后，在语言学院学习毕业以后我自己选择的是波恩大学，学了以后我才发现，马克思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在波恩大学的哲学系，然后三次到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马克思在做资本论的时候在波恩大学，那么他做资本论的时候，也就是创立这个理论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社会实践，社会调研，做了深刻的思考，在理论上有巨大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它影响的范围和影响的时间，时间相当长，还会继续影响。影响的范围也非常广。那么到今天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巨大的影响，而且推动我们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成为四位一体的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基础。我认为在今天不仅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它正在指导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它都不会过时。
当然有这些误区可以理解，但是对于目前这种观点，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注重引导，用中国建设发展的实践来说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它指导我们今后实践的长期性。第二个对于具有这样误区的观点的同学们，要加强观察和学习，加强自己分析问题的实践，进一步的分析中国发展的实践和前进的实践。这当中会把这些误区逐渐的往正确的方向推进。
主持人潘坤：刚才我们邓书记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为我们论证了无论哪一种理论，不能生搬硬套，不能够不顾现实和国情，必须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完善自身。相信通过我们邓书记非常精辟的剖析，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和破产论是不攻自破的。那么和我们的邓书记一样，王经理也曾经于上世纪80年代赴英国里丁大学学习，那么我想请问我司长，您在国外生活的那段时间，有没有一些特别让您难忘的学习或生活的经历？
王经理：当时是80年代末，我被派到英国去学习，当时我们国家的条件比现在差得很多，但是我们清楚自己被派出去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学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科研。当然出去以后除了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以外，爱国主义教育多次给我们上了生动有意义的一课，具体说当时我们在的那个学校一些英国人，当然有一些老师和其他人员在我们面前谈黑人朋友这样不是那样不是，换一个方面在黑人朋友面前谈黄皮肤的中国人这样不是那样不是，这确实是有的。另外一个我接受不了的是当时一个英国的教授，问我们中国有没有巧克力啊。还有一个同学他利用假期到中国来走了几个城市，回去就问你们中国怎么没有红酒？80年代末我们是有的，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中国人，还有其他中国人，当时多气愤。还有是当时有一个非洲尼日利亚的员工，也跟我们谈到出去搞实践过程的时候，中国有没有高速公路啊？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高速公路，90年我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才贯通，80年代末没有。所以说了这么一系列事情当着我们的面，特别是当着不止一个中国人说这样的问题，当时我们的同学，那个时候啊说实话平时在国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这样讲那样你可能听不进去，在那个场合中真正能体现当他说中国有没有红酒的时候，说实话我们早就有，硬是说中国没有。为什么呢？他到中国来，他是外国人，我们都是拿好的招待他，可能他喝的就是茅台，但是他把茅台酒说成是酒精。所以在国外的时候听到国外的人说中国这不是那不是，说中国落后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体会中国不强大不行。所以直到那个时候不管我们哪一个同学，当面对挫折时候，只有一个心情只有埋头苦干，努力的学习，把自己的国家搞得强大搞得富强。在80年代留学回来以后，我们国家的发展是迅速的。04年又有一次我和邓书记，邓书记也是我的老师，再一次派我们出去考察，那一次去了好几个国家。那个时候中国人出去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我要告诉同学们，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富强，但是靠谁呢，靠我们在座的同学，靠我们大家。但是大家要做好多事情，要把国家建的富强，一个人没有一个很好的信仰，动荡不定，没有一个追求，肯定完不成。
主持人潘坤：正是像王经理这样一代80年代走出国门的青年学者，在目睹了我国国内在改革开放初期和西方国家的种种差距，才坚定了以王经理为代表的一代川农人的报国信念。那么和邓书记王经理走出国门的改革之初相比，今天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现在党和国家又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这对于我们公司这所百年农业学府而言无疑是具有时代的意义。何教授您是研究农业经济学的，因此您能不能对我们公司的学子在当前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理想和信念的树立谈谈您的看法。
何教授：同学们都很关注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当前来讲对于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都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需要各级政府，所有的人来关注这个事情。中国农大有二十位教授，关于新农村问题做了一次考察，到了几个省，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就谈到我们新农村建设是上头说下头没弄，就是农民没有真正参与进来。新农村建设如果是一部历史剧的话，这个剧里应该是农民唱主角，但是当前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唱了主角，是我们其他政府部门单位唱了主角，农民的热情没有激发起来。所以真正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不是政府应该是农民，但是政府是主导，农民是主体。所以要处理好这样一个主导和主体的关系，作为我们同学们要认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必须要培育我们的主体意识，必须要把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此作为我们同学们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当前我们中央提出的十二个字，它的内涵该怎样理解，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农村去就可以积极地为新农村建设出力，这是我的一点看法。第二点看法我觉得就是要给农民积极和正确的咨询，法律的援助，要帮助他们解决维权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前农民维权的问题很多，从雅安来讲，我们院里的老师一起去调查，雅安的温泉开发就涉及到几十户农民由于温泉开发占地，现在农民的土地征地的权利保护的问题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这是很突出。所以在新农村建设当中我们要积极的处理给农民维权的问题，要为农民进行法律咨询，给与正确的法律援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通过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从基础上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发项目。
主持人潘坤：那么何教授的讲话对于我们所有的公司师生都是一番鼓舞人心的激励。我们公司和我国农业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像何教授这样为老一辈川农人的耕耘和奉献。何教授是1960年来到我们公司工作的，那么在何教授的青年时代也恰恰是我们国家陷入文革十年动乱的曲折时期，那么何教授能不能为我们谈一谈再那个动乱的年代，我们老一代川农人是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想继续自己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呢？
何教授：我60年来到雅安，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这场混乱给我们高校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当然我们川农也不例外。川农是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是正常的招生教学搞研究，文化大革命开始过后，课是不能上的，停课闹革命。所以当时师生成立了若干个派，形成了派别的斗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我们川农人来讲，虽然经历了动乱并且搞武斗，武斗的时候我们川农的师生都不在学校，因为全是造反派武斗人员占了，我的家我也离开了。但是我们川农人的理想和信念都没有被文化大革命所摧毁，理想和信念依然存在。终究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是短暂的，终究我们还是要教书还是要搞研究，所以在这种思想之下，出现了武斗都没有事，于是我们就偷偷的回来拿我们的书，因为当时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带。我两次回来拿我的书，第一次没有拿到，第二次我们班上有个小同志就造反派的，让他带我进去拿书。所以他带着我给造反派说我是他的班主任，进去拿了书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川农人的理想和信念，因为我们是学农的，我们要兴农，我们要培养农民人才，我们要搞研究。当时我看到我们学校的老一辈的领导，在那种情况下被批斗，批斗完了还是要下地，去观察他的玉米，按时播种，播种管理收获记录，记录一些科学研究上的资料。所以这就说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川农人尽管在那样一种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都在从事教学，办民兵班，从事科学研究，从事育种的培育和动物的饲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川农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其他学校比我们是了不起的，其他学校不像我们这样还办班搞研究，是少有的，非常了不起的。
主持人潘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我们的何教授在文革期间是一名女教师，在面对造反派荷枪实弹的这样危险情况下，可以说冒着生命的危险下，回到校园来没有带走自己的生活用品，只要求带走自己的书籍和资料，因为她说我还是一名老师我还要教书，在我们公司像这样的老教授在文革时期，仍然在坚持奉献，我提议我们把掌声献给像何教授这样老一辈的在动荡时期无私艰苦奋斗的老教授们。
那么相对于何教授而言，我们的邓书记和王经理要年轻一些，在您二位风华正茂的年纪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搞活之初，那个时候好像社会上一下放开之后，拜金主义横行，投资的、下海的、经商的特别多，那个时期也出现了一段劳体收入的倒挂时期，甚至有人说拿手术刀的不如那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的邓书记和王教授，一个从德国归来，一个从英国回来，回到国内，回到四川，回到雅安，回到川农，在物质生活条件上肯定是面临巨大的现实落差，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面多这样的现实落差，心里很不平衡？你们又是如何在当时那样一个人心思变，人心都在想着如何赚钱的环境之下坚持自己的科研，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将我们公司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的呢？请邓书记先谈一谈。
邓书记：所以跟何老师比起来我们都是比较幸运的，大学毕业以后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当然前提是有理想信念在支撑，在国外学习，首先跨出国门，我和王经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看着联邦大楼下面，站三分钟我当时就想这个楼就是当时德国最高的楼，中国也应该有，当时上海有比较高的楼，但层高没有那么高。那么有了这些感受，当时的思想就是在中国这些建设上哪怕一块砖一个瓦，我也要为这个做我该做的事。
我回国的时候，86年87年下海经商，我在上海开会就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师来了以后到哪儿去了呢，市场上把他找回来了，他说我做点小生意，顺道带些袜子什么的去卖一卖，那就赚钱啊，赚钱的东西太多，而当时我们的工资不高，我的印象到86，87 年我们就80几块钱，在这么一个待遇下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待遇怎么样，而考虑的是这个学校未来的发展，我们的学科该怎样推进，我们的实验室该怎么建设。我印象最深的是为了建设这些我们学校还借了五万块钱，买比较高档的仪器。同学们你们想，没有条件，我们借钱，然后借钱不够我们就想办法通过社会服务去挣钱，这样的建设但是我们没有怨言。有没有单位要我们呢，有，有没有好的有条件的，有。但是我们的决定，那个“有”对我们来说不光彩，我去了条件很好了待遇很高了我不是建设者，我老去享受比较好的研究条件，不是我们这个理性所持有的风格，所以坚定不移的在学校继续学习继续工作。
主持人潘坤：王经理当时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王经理：当时确实像邓书记说的一样，我们在国外的条件确实比较好，我刚才谈的我当时留在英国是有可能的，到澳大利亚也都是可能的，但是那都是别人建好的，你去享受。所以我们都回来了，回来确实工资比较低，奖金几乎是没有，如果是纵向比跟我们老乡比，那还行得通，但是横向比，我们在校的老师包括一些讲师没有工厂的工人拿得高。如果你正确对待这个问题，肯定是想不通的，但是为什么有些走了有些没走呢，走的我想现在不说全部后悔，应该有较大部分在后悔，包括过去在国外没有回来的，是没想到现在国内有这么好的条件。当时我们为什么留在学校留在国内呢？我想这个首先是事业，老一辈开拓的事业，派我们出国。花费很高，你的工作有别人顶着在做，家里有人帮着干，所以当时邓书记还是年轻教师，带我们的老师，都回来了，我们也跟着回来了，所以现在事业的发展还是蒸蒸日上的，学校的发展也是很快的，这是一个想法。
第二个呢，国家不可能老是那样，国家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必须依靠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正在改革开放，有许多政策还没有调整，所以经过二十多年，很多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当时认为非常好过的现在与我们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不同的国家政策不同是根据贡献来说的，这是一个。现在给同学们一个提示，当前就业压力特别大，本科更大，现在研究生就业压力也是大的，难道说只是越多越在这个国家找不到工作么？这个事情能够长期下去嘛？长期下去中国还有希望吗？你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就像刚才邓书记说的，选择了自己读大学，以后还有可能读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这些过程都是不断地增强你的实力，增强你的就业能力，增强你以后的贡献力。所以我想，沿着你自己选择的道路继续前进不要考虑当前暂时的困难，或者当前一些国家还没有理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前景。希望大家不要动荡不定。我想我们在教学第一线就是遇见同学们有点挫折或小有困难就逃避回避，但再过五年或十年以后你就大大的后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已经走过这样一个过程。可能对你们有点帮助。
主持人潘坤：从我们的何教授在文革时期面对造反派，面对荷枪实弹的生命危险的时候提到的我是一名教师我还要教书，到我们的邓书记王经理从国外归来说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别人已经建好的我们不要，我们自己也能办得到，从三位专家身上同学们已经切切实实看到了一种信仰，一种理想，一种信念，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了他们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在人生中创造了辉煌的佳绩，也为我们公司和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如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三位专家在人生和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青年时期所树立的信仰和理想支撑，但是在当前，在我们一小部分大员工身上，却产生了这样一种令人忧郁的现象，那就是在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今天有部分大员工却在思想工作中出现了迷失现象，出现了信仰磨灭，理想沦丧的现状，于是他们的人生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高校都有一些员工在大学四年当中往往缺乏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规划，浑浑噩噩的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四年，往往在大学四年中60分万岁，把大学这个英语单词读成由你玩四年，那么我们的王经理能不能结合一下自己在教学管理当中碰到的一些现实案例，为我们当代大员工谈一谈树立科学的信仰远大的理想和坚定地信念，树立一个大学四年的发展规划，对自己学业人生的重要性。
王经理：好的，根据我的了解，我所掌握的员工的情况，现在的员工应该说分成这样几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特别冒尖的，一个部分是比较中等一点的，还有极少部分同学信仰比较淡薄的。我想举个例子呢，大员工一进校就确定自己的信仰，树立远大的理想有助于自己的抱负，这样的同学往往发展的比较好。这是我当班主任和后面教的员工里面有两例。一个就是公司员工标兵，2006年毕业的，都有代表性。这两个同学进校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积极上进，说实话现在马列教研室的老师有些比较有影响的，过去我跟他联系都是间接的通过这个同学，他当时一进校就要求比较高，一方面就是我要当班长，我就要起带头作用，一方面就和马列课的老师取得联系。在这方面的推动下最后是考上了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生，在我们这个专业，考取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生就意味着这辈子有一个好的前途，而他本身的基础是降二十分，是土家族，基础是比较差的，但是他这个动力，精神在促进他的学习，别人在打排球、在上网，他在学习，所以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考上了，到了南京去读书，人家的感受就是它既能够讲得通很多道理，业务知识有不错，一下就成了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生会的主席，也成了南京科学院分院的研究生会的主席，所以今天的发展已经是川渝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是一个早一点例子，94年的。06年的黄平同学也是一样的，第二年一开始入党，来自名山家庭比较贫困，也是在这方面的要求，最后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全优，顺利的就评上了学校的优秀员工标兵，在南京土壤研究所在全国选择推免研究生这么激烈的情况下，他顺利的通过。研究所的所长说好像黄平同学对南京土壤研究所的了解比我了解还多。事事又准备，所以最近是要选派出国。按照他们所长，导师的要求，发展事业正在不断的往前发展。我举这两例都是发展的很好，当然在我们公司在资源环境学院，有一大批像这样的积极要求上进，学习刻苦有远大抱负，有自己选定好的高尚的信仰。这就是以他们为代表，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部分没有信仰，本来高考成绩还不错，进来就这样不是，那也不是，成绩是一再下滑。还有一种情况，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家在最北边的黑龙江，父母都在北京打工，还有家是农村的，非常贫寒，成绩本来是不错的，由于进校后就没有一个固定目标，也没有人生的追求，一再下滑，最后淘汰出局。这些也是我们当代大员工没有追求没有信仰的情况下，虽然是极少数人，但对我们大批员工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想这一方面还是要告诉同学们，年轻的大员工一定要有长远的目标，一定要看的远，一定要有远大的抱负，一定要崇尚高尚的信仰。最后才能成为一个综合素质高的这样一个人才。
主持人潘坤：刚才王经理所讲到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座各位同学师兄师姐，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对王教授所说的我很有同感，这说明我们同学们在大学四年有没有远大的理想，有没有追求，对自己的承认和成才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说明我们高等教育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那么我个人是一名高校思想政治课老师，但是在我了解的一些大员工来看，特别是有一些学习自然科学专业的员工来看，却总是主观的有一种偏见，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非常空洞无用的，正是由此产生的一种重视自然科学而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倾向。甚至有的时候有些员工对思想政治课这门教育比较抵触和反感。我们的邓书记和王经理，都是土壤学家，是非常成功自然科学家，那么请邓书记和王经理从自然科学家的角度跟我们谈一谈你们是如何看待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邓书记：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我们现在叫做思想政治理论课，过去是“两课”。前年，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国家的团队建设上地位上升比较高，马克思主义上升到一级学科，而且学科里面所涉理论比较多。而且我们人文学院在去年成功申报了两个硕士点，这是非常不错的，看得出来国家和学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和他的重要性的认识是非常到位的，抓的也比较紧。但是在同学们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概念，最近一些调查资料显示，既有乐观的一面，也有不乐观的一面，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当成为提高自己思想素质，进一步明确信念，坚定信仰，作为这样去认真学习相应的理论，相应的知识的员工还是占了相当的比例，但是这个比例，有一个调查资料，不容乐观。比例不够高，五十多一点。当然认为有一定作用的有一定比例，认为没有作用的还有一定比例，百分之十五左右。所以这个看来，还需要加强。
形容人呢都有几个观点，有德无才，是君子。德才兼备才是圣人。圣人是古代君王都要敬重的灵魂人物。那么君子，君王要重用。但是有才无德是小人，这种人是不可用的，因为他处处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在转，要求整个环境和人人都为他服务，他不为人人，人人要为他。这种小人的范畴，当然这种人没有用，在今天这个社会，无才无德比例应该下降，因为国家已经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这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显得尤为重要。
主持人潘坤：感谢邓书记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高度肯定，刚才邓书记从党中央和国家的重视，从自己在中学和大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印象，从德与才的关系，从多个角度高度肯定了我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
今天我们通过和三位专家的谈话，我们看到了三位专家的信仰，理想和信念的精神力量，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公司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力量的汇集凝聚才形成了我们公司代代星火相传的公司精神，那就是“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邓书记，您认为我们公司人星火相传的公司精神是如何诠释了我们共产党员信仰理想和信念？
邓书记：公司精神的形成是数代川农人不断地传承弘扬形成的一种精神。他是大学精神的内涵，就是一个大学要有大学精神，大学的战略，大学的文化。那么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基础就是你能不能形成一种稳定的精神动力，精神状态。表现出来，别人去看，这是很重要的。公司精神跟我们的理想信念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公司精神的形成符合事物涌动发展的规律。公司1906年成立，当时是清朝政府，成立这个大学的时候教师只有十几个。但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兴中华之农事为己任。但是这个大学办起来以后，通过100年的发展，一代一代的川农人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地凝练发展方向，凝练发展计划，提升发展目标。发展到今天变成211工程建设的高校，有一项指标我们值得一提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个大学里面有两个科技发明一等奖的大学全国只有两所，说明在这一阶段，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但是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一代一代人传承形成的第一“爱国敬业”。在我们的理想信念里面，不管什么国家他的公民意识里面首先是爱国，爱国意识是从青少年开始就塑造爱国意识。那么公司这个意识不仅要教育员工爱国，而且一代一代川农人就是这样爱国过来的。“三杨”从国外回来，那个时候回到公司来，我们那个时候去留学回来条件就好多了，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就艰难的多了。政治环境背景都不一样。爱国敬业是实实在在在公司成长。那么艰苦奋斗，我们作为省市院校，四川省是农业大省，是一个欠发达省份。经济指标差一点的省份办大教育，我们有72所高校，这种情况下，省里的经费就不够，投入不够。再加上雅安这个地方是一个特殊的区域，难度更大，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团结拼搏，公司人不管在任何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从校领导班子，到中层单位到基层，他是团结的集体。群众支持中层单位支持学校的工作，中层单位支持学校，学校有效地来整合有关资源，不断地推进发展。所以是一种团结拼搏的一种态势。在我们这里要开民主生活会，我们谈出来的是自己的缺点，别人的优点。这种团结拼搏的状态是钱都买不到的。人要注重看别人的优点，天天向别人学习，不会天然形成，需要环境，需要后天的学习。学别人的优点，克服自己弱点这种状态得到上级的高度评价。教育工委要派人参加我们学校的组织生活会，中层单位的组织生活会我们的领导要去参加，这种态势是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的。求实创新，没有创新的话科研成果是不可能出来的。所以科研强项要以创新为先。以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为本。创新这件事公司一直在坚持。
主持人潘坤：邓书记说的非常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剩下时间交给现场同学。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三位专家提问。
员工一：邓书记好，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员工干部，刚才我听您说你在公司求学期间也是一名员工干部，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认为在大学里一个员工干部在树立理想，坚定信仰上该如何做好带头表率作用？
邓书记：大学里我是团支委的组织委员，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地锻炼，通过在当干部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同时对自己也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如果你作为一个干部各方面都走在别人后面这是不行的。所以作为一名干部不仅是锻炼了自己的社会工作能力，而且对自己学习动力也有所提高。对学习的推动也是比较有效的。
员工二：作为对大员工信仰理想建设的组织保障工作，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近几年来我们公司员工党建工作的发展情况呢？
邓书记：加强大员工思想建设工作，是学校的重要工作，近几年来在省教育工委，教育部的重视下，公司党委高度重视，我们通过以下几个建设不断的加强。一是队伍建设，要有一支素质高，思想过硬的思想教育队伍，二是抓制度建设，因为有了队伍有了培训内容，没有制度是不行的。三是，我们是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团队建设，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要结合我们的情况，不断地立题目，开展研究，加大这方面的团队建设。争取在一定时间内再出新的科研成果。
员工三：请问王经理，现在我们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我们把应该如何协调我们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自身思想政治的学习？
王经理：实际上专业知识学习和思想政治学习并不矛盾，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现在大家找工作，许多用人单位包括一些企业都有一个要求就是在同等条件下党员优先，这问题如果想清楚了就是现在社会用人单位对我们大员工总体的要求，是这样一个标准。首先同等条件是基本业务水平，这是肯定的，但是仅仅有业务水平是不够的，还有一个思想水平。这是一个综合要求。不要把这两个对立起来，他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促进，想通了学习就不是弊端的，而是主动的，学习就会越来越有兴趣。学习的效率就特别高。就会把压力转变成为动力。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效。
员工四：请问何教授最为老一辈川农人，您认为我们该如何从自己的大员工活入手来切实继承和发扬我们的公司精神呢？
何教授：我的理解和认识，作为同学们来讲首先对公司精神要认识到位，第二点我觉得公司精神在同学们当中，在同学心中首先要树立一个农字，要懂得中国的农村，要了解中国的农民，要懂得中国农民需要什么，要解决什么，这是我们公司精神的体现。所以同学们学习公司精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来农大时，我们董事长杨开渠告诉我们，他希望中国人每年每人有1200斤粮食，所以他一生的奋斗上都是在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这是他一生的目标。所以公司精神是扎根在于对我们国家的认识上，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上，对中国农民经济发展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最后一点，希望同学们根据公司精神，找到我们的差距。
主持人潘坤：今天我们通过和三位专家的谈话，相信同学们从三位专家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光芒。这对我们所有员工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事业征程上都会起到一种精神指引力量。
自然科学专家心中的马克思主义
——系列访谈之二
主持人潘坤：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到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潘坤。欢迎来到自然科学专家心中的马克思主义节目录制现场。今天我们要与各位讨论的话题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研究。首相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到场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杨文钰教授，作物栽培专家，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获得者，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杨文钰教授1982年毕业于公司农学系，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杨文钰教书现任公司副董事长，请同学们掌声欢迎杨文钰教授。第二位教授黄玉碧教授，作物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984年黄玉碧教授毕业于公司农学系，199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玉教授现任公司农学院经理。掌声欢迎黄玉碧教授。第三位专家 李天教授，作物学专家，农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李天教授1983年毕业于公司农学系，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于2001年到2002年留学于日本广岛建筑大学，2004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李天现任公司教务处处长，大家掌声欢迎李天教授。
三位专家好！刚才我们谈到了，我们本期访谈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生社会和思维领域普遍发展的规律的学说，它坚持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坚持了历史与逻辑，抽象与具体，归纳与统一，分析与结合的方法论，这无疑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那么杨董事长，您作为一名资深的作物学专家，能不能结合您自身的经验来给我们举一些案例来谈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你自身的教育事业的指导作用呢？
杨文钰教授：同学们，下午好。曾经的科学研究和工作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从事的栽培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实践出真知的观点一直指导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只有到生产实践中去才能会有些新的发现新的技术。例如马铃薯稻草覆盖栽培就属于农民创造的，同时我们研究的新技术也必须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中，必须争取有比较、有鉴别的原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比较就必须进行正确的实验设计，否则条件不一致就无法比较，找不准差异的真正原因。在我们科学研究中对技术成果和理论要进行分析。一分为二分的观点，非常有用，绝不能片面看事看问题，既然看到事物的长处，也要看到事物的短处，特别是对自己的成果，更要看到这一点，这样才能使一个成果不断完善，更加有用。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中是很有用的，希望同学们可以注意这一点，谢谢。
主持人潘坤：刚才我们的杨董事长从作物学的专业角度谈到了进行作物学研究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以实践为基础，所倡导的没有鉴别就没有比较的，所谈到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观点给同学们提到的学习自然科学也需要视方法论。事实上正如杨董事长所言，很多自然科学家都认为，科学的科研方法对自然科学研究意义非常重大。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黄经理是我们公司农学院的经理，请问您再给员工授课的过程中，是怎样将专业知识的讲述和方法论的教育结合起来的呢？
黄玉碧教授：同学们，紧接着杨董事长刚才所讲的例子，杨董事长在刚才所讲的例子中谈到，比较的条件必须一致才能的得出科学的结论，正好，怎么是比较的条件一致，怎么得出科学的结论，正好是本人现在学习和从事的一门课程叫做：田间试验与统计分析。这门课程实际上就是一门专门的作物学的研究的方法论的课程，这门课程后来对我从事作物育种的科学的研究，以及人生的其他方面的领悟，都起到很强的指导作用。记得在我们学习这么课程的时候，教授这门的老师就是现在的荣廷昭院士，曾经在我们很迷惑的时候给我们讲到这样的一句话，这门课程，既是一门数学方面的课程，又是一门生物学方面的应用课程，但是归根结底这门课程是属于逻辑学的范畴的，是一个方法论的关系。那么我认为在我们农学专业当中开设这么课程本身就是将专业知识的教育和方法论的教育有机的集合起来了。我个人学习这门课程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要学好这门课程，这门方法论的课程，必须要有很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那么我们高等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虽然被我们很多同学看作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恰恰是这些课程，专门承担我们大员工的思维能力的培养任务，只有学好这些课程，才能进一步培养良好的专业思维方法，而只有掌握好了我们自然科学的专业思维方法，真正才能在科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另外还有一门课程是我们农学专业的骨干课程，叫作物育种学。这是我们农学专业的相当相当的一个核心课程。那么这么课程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实现人工定向的作物衍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作物自身也有他的一个衍化的规律。所以，我们首先就要认识作物衍化的规律。但是，作物衍化的规律并不一定都适合我们人类的需要，而且这个衍化的时间之长，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的需要。所以，作物育种学就要应用很多外在的方法，假使作物向着我们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衍化，那么这一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来解释，就是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最终改造世界。是真正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提示的客观真理，对我们自然科学专业不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吗？谢谢。
主持人潘坤：刚才我们的黄经理以两门课程为例，给我们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谈的非常好，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话题，在2001年的时候，英国的BBC电视台曾经做出一场评选，这场评选叫新千年思想家评选，在这场评选当中，名列新千年思想家首位的是马克思，而20世界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仅仅屈居第二名。那么对此，李处长您作为一名资深的自然科学专家，你有什么看法呢？
李天教授：我是从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得知这条消息的。英国的广播公司做的民意调查，前四位的分别是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那么其实啊，像这样的调查，2000年以来进行了很多很多次。每一次马克思都以高票上榜。比如说路透社做的一个新千年风云人物民意的测评，在这次测评之中，马克思仅以一票之差，落后爱因斯坦，屈居第二位。路透社在报到这次评选结果的时候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全球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有2003年的9月德意志电视台二台也进行了一场最伟大的德国人的调查，最终马克思获得了最伟大的德国人的称号。2005年6月，英国的广播公司也开展了谁是英国人心中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调查，最终显示马克思以最终28%的得票率高居榜首，获得第一，成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而排在第二位的是苏格兰的著名哲学家戴维得票率仅为12.67%。位居第第三位的是路德维希，得票率为6.8%左右。所以，从以上的得票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有很高的地位的和很大的影响的。为什么马克思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呢？我想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的缺陷、弊端和问题，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和丧钟。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经常做出适时的调整和变革。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深入民心，为其心悦诚服的接受和肯定。正如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沙特所说，在过去的时间里有三位思想家深刻的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一位是爱因斯坦，他是我们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所处的宇宙。第二位是弗洛伊德，他使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心灵。第三位就是马克思，他使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所处的社会。那么这段话表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工具，是同等值得人类珍惜和学习的智慧结晶。这二者的关系正如江泽民所说，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等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等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热科学的人才并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主持人潘坤：李处长讲的非常好。三位专家作为非常成功的自然科学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肯定，相信对于我们很多同学如何正确的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在当前大员工身上还是有一少部分的大员工特别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员工他们存在这样一种困惑，例如我在公司，我是学习农学的，学习动物医学的，学习植物学，为什么在我的课程体系总要给我设置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一些思想理论课程？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些课程对于自己的未来人生时间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正是有一些同学认为学习这样的课程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李处长您作为我们学校的教务处的处长，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员工谈一谈高等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呢？
李天教授：我想从两个方面来从谈这个问题。从高等院校的功能和作用来说，大学是以培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栋梁，以培养特定思维的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等教育都不是单纯的职业教育，而是在培养职业技能的同时，辅之以历史、哲学等理论科学的教育。我们任何人在青年时代，所接受的职业技能的教育，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他都会落后过时。而唯有牢固掌握专业思维 具有理性思维的学习能力，才能够在日新月异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够立足这个激烈的社会竞争之中。而在我们国家，高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思想政治理论课看似理论性强，缺乏实用价值，但是正是这些课程，专门培养员工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让员工有成熟的心智，理性看待自我和人生社会。可以说这样的理论课程的学习对同学们的人生、事业都具有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我相信在同学们未来的人生实践中，将会印证这一点。第二呢，是从我们国家的国情来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的，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如果我们的同学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又如何谈起发展好我们的事业，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呢？
主持人潘坤：刚才李处长是从大学的学情定位和国情两个角度，分析了为什么高等院校要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门课程，我记得刚才李处长说了这样一句话，实际上，世界上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都是在辅之以历史、哲学等理论科学的教育。李处长曾经在200年和2004年到日本留学，有相当丰富的留学经验，相信李处长的话是很有说服力的。通过与三位专家的交流，相信同学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共识，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对任何学科知识的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同时我们也相信，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单纯学习其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内容，而且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例如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曾将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论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相信杨董事长一定在青年时代学过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马克思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的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的，那是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但是永恒的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挥洒下热泪。那么请问在您的青年时代，读到马克思的《论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的文章的时候，对这篇文章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有什么感受？你认为这篇文章所蕴含的精神在你青年时代投身农业科研教学职业选择呢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杨文钰教授：说实在话，对于这篇文章在当时我是没有读过的，但是在我以后的就业和工作中就证明马克思的这段话。做社会需要的职业非常重要。当时我1981年毕业，那时候不用我们选择，都是服从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当时有幸留校，留校后从事作物栽培的教学科研工作。但是也没有想，这个学科好不好啊，对自己有没有用啊，对人生前途有多大的作用啊，都没有去想。都想的这是学校的一个学科肯定有用，所以就没有半点怨言，社会需要只要你认真去干就一定会对社会做出贡献，社会最终会承认你的。长期以来，作物栽培学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应用学科，但是长期得不到政府的认识 。这是因为它有一个认识过程，经费支持极少。但是我一直从事作物栽培学的研究教学工作，也就是说我毕业之后一直在这个学科从事科学研究教学，不管是有没有经费，即使是一年两年三年一点经费也没有，也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因而积淀了较好的基础，现在国际政府认识到了两种方法必须配套，两种方法缺一不可。所以说现在对栽培研究支持力度大大加强，也得益于当时坚持下来进行研究，基础较好。所以近年来，得到了国家和省较多经费的支持。条件大大改善，可以说现在的作物栽培学研究得到的经费，在全校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从事作物栽培学的教师可能还比较少，这样平均到每个人身上还是比较多的。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干社会需要的工作终究会得到社会的认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马克思在之前说的话。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员工考虑现实的比较多，这个钱多不多，工资高不高，考虑的比较多。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社会在变化，我常说的一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长期坚持河西，总有一天会到河西来，就是好处要到河西来。假如你今天在河东，明天在河西，你就得不到好处啊，所以说长期坚持，干社会需要的工作，你终究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社会会承认你。所以说啊，希望大家要从社会需要考虑，不要太考虑经济利益问题。所以说只要干社会需要的事儿就一定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主持人潘坤：杨董事长刚才的话同学们可能会有感悟，第一感觉就是杨董事长很坦诚，杨董事长明确地告诉同学们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论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这篇文章，但是事实上，杨董事长年轻时候的择业观体现了马克思在《论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的思想，那就是杨董事长反复强调的一句话，选择社会所需要的职业，选择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职业。如果说我们在择业的过程中仅仅是考虑效益，考虑经济收入，那就只能是在马克思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得到的是有限的、可怜的、自私的乐趣。杨董事长可能大家不了解，杨董事长是1977年进去我们公司学习的，77年是我们恢复高考的第一年，77年考入大学的员工非常少，在当时毕业后呢，如果说杨董事长要想去选一个更好的专业和更好的工作来说呢，也并非难事。或者说在日后的工作重要变换一个行业的话，也恐怕并非难事。但正如杨董事长所说的那样，坚持从事社会所需要的职业，坚持从事马克思所说的为社会谋福利的职业，就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杨董事长的青年时代，滋养了一批以杨董事长为代表的一代川农马克思主义学子，成就了您个人的发展，也成就了我们川农的发展，也成就了我们国家农业的发展。那么说到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我想到了一个马克思的真实案例。马克思在英国的时候，为了写资本论，为了精确地解读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曾经在英国的大英图书馆刻苦的学习，今天的大英帝国图书馆，仍然保留了马克思当年学习时坐的座位，由于他在当时学习时候每天坚持10多个小时的伏案写作，长期以往，竟然在他的座位的地面上留下了两只脚印，那么杨董事长您认为，如此刻苦的学习精神，对我们当代的大员工的学习观和科研观有什么启示意义呢？
杨文钰教授：马克思这种专研精神是我们的典范，我们学校的前辈、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榜样。我的老师，每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都看到他在书桌旁看书，没有一次是在看电视，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们的这种行动激励着我们去做科学工作。我是农民家的孩子，家境比较贫寒，我一直也比较刻苦，小学初中高中也都是学习比较好，我1977年参加高考，当时我们高中毕业有 500人，仅有3人踏入了大学之门。大学期间，我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我的学习之中，学习成绩好，因此有幸留校工作。在学习阶段，通过刻苦学习，使我终生受益的是做事要认真负责。2002年我在当时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我仍然继续研究，到田间地头去做调研，去指导。这几年，在三伏天坚持到田间地头调查指导，但是看到田间的大豆很好很成功，自己的成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心里非常高兴。辛勤的劳动才会带来收获。2007年麦-玉-豆列入了省委一号文件主推技术，省里面的八大杰出农业技术等，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得到了省农业部，科技部多个项目的支持，最值得高兴的是，也是最值得欣慰的是，大豆在四川过去是一个小作物，现在变成了农业部认可的优势大作物。被农业部认可为四川优势农产品，能和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油菜一起成为大作物。有付出才有收获。马克思为人类做出了的这么多贡献也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果，我们现在年轻的员工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有付出才有回报。
主持人潘坤：刚才杨董事长的话可谓语重心长，谈到马克思的刻苦，他回顾了自己的老师以及自己在科研上的付出，得出了一个朴素的既是大白话又是大实话的结论，只有付出才有回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员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今天的大员工在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上更加优越，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员工会有“大学60分万岁”，大学“由你玩四年”之类的想法，谈到马克思的执着研究精神，那么请问黄经理和李处长，您二位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印象中比较深刻的，能够体现马克思的执着科研精神的经典名言呢？
黄玉碧教授：在我的印象当中，马克思比较深刻的名言就是：“在科学的入口处，就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这则名言所反映的实质应该是任何科学研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具备挑战权威的创新精神，也必须具备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就是地狱也要去闯一闯的大无畏精神。这里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还是我们作物育种的例子，1996年以荣廷昭院士为首的科研团队，获得了国家发明二等奖的奖励，这也是当年最高的发明奖励。获得发明奖的必须有一个发明点或者创新点。这里面有一个发明点值得研究，这个发明点是开辟了玉米热带种子在温带利用的一个新途径，那么学物种学的都知道，要在作物的育种上取得比较大的成功必须要在作物的起源中心去寻找有力的现状，优势的基因来研究。这一问题上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五花八门。在温带种植当中倒入多少比例的热带种子才好用，才能够在温带有效的利用，这个比例是不相同的，但是结论是相同的，在温带种植当中倒入一定比例的热带种子来利用。但是很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没有一个成功的事例，在荣廷昭院士为首的科研团队，同样经过多年的探索，多年的研究，最后提出来在温带，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家的西南地区可以直接利用热带种子这样的一个新思路。听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来讲是对学术权威的一个极大的否定，这样很成功的选育出了优良的种子。这个技术路线当时就受到国内顶级科学家的充分肯定，至今应经发展成为西南地区一个新的技术路线。还有一个例子，去年，我的一个博士研究生，他给我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说他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可以申请国家的863项目，虽然不相信这个想法，但是并没有否定，我就叫他试一试。结果今年3月份的时候，被通知这个项目上了。以上这两个事例都体现了马克思所倡导的科研精神。
主持人潘坤：我们的黄经理谈到了自己的老师和自己的员工的所从事的这两个项目都体现了马克思所倡导的用于挑战，勇于创新的大无畏精神，这对于我们自然科学的研究确实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李处长，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印象中的马克思的经典名言呢？
李天教授：我影响最深的马克思的经典名言是，“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机会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本身也闪耀着马克思哲学的智慧的光芒。对于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常说一份耕耘一分收获，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马克思这句经典名言的指导下各个方面都受益匪浅。
主持人潘坤：我相信三位专家所汲取的马克思主义科研精神，在自己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无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那么三位专家能不能为在坐的各位大员工回顾一下自己在大学时代作为一名自然科学的员工，是如何让看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杨文钰教授：多年的工作和科研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实践出真知，一分为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对我们的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这些作用的发挥得益于我在大学的学习，虽然当时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识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当时我们学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学校开了这门课程，一定会有用，因此学习非常认真，因此能把当时的学习用在以后的科研当中，因此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课程，学习和运用相结合，这些理论和观点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他一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指导性作用。
主持人潘坤：杨董事长刚才说到了这样一段话，虽然当时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识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在那个时代，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珍惜，大学也不会开设没有用的课程，所以在大学时代认真对待每一门课程，那么在多年工作科研中发现这些理论课程，对自己在人生中事业上都具有指导意义。今天很多同学一看到理论课程就觉得没有用处这种情况，是值得同学们反思的。那么黄经理，您作为我们的公司农学专业毕业的同学，在您的本科求学阶段能不能回顾一下您的求学情况？
黄玉碧教授：首先。我同意杨董事长刚才所说的，尽管在求学阶段对自己所学的课程不明了它将来的用处，但是我们坚信学校所开的任何一门课程对于我们都是有用的。在我的求学期间，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不少，从本科阶段到研究阶段到博士阶段。以本科阶段为例，那时候刚刚拨乱反正不久，我们自身知识体系不健全，对每一门课都很感兴趣，在学习的过程中。班上的员工都说如果重新选择的话还不如读政治经济学。我本人也有这样一个经历，在讲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时候，老师提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消耗掉，那么资本家就无法组织扩大的再生产。我当时直接反驳，我说如果将剩余价值全部消耗掉的话，那么连简单的再生产都将无法进行，于是老师号召我们进行讨论。当时我们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全力以赴地学习每一门课。后来的科研和教学也证明大学里的每一门课程都有它特定的价值和作用，正是当时我们这种广泛吸收的包容学习态度才造就了我们全面知识体系的思维结构。
主持人潘坤：从我们杨董事长对学习目的不明确到学习目的的明确，再从我们黄经理一开始学理科没有接触过文科知识到对政治经济学很感兴趣，都说明我们大员工在四年大学学习当中应该对每一门课程抱以一种平等的海纳百川的态度去学习和把握，才能够真正成为像杨董事长黄经理这样成功的专家学者。那么李处长请您谈一谈您在大学期间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感受。
李天教授：我当时大学的学习环境和杨董事长和黄经理很相似，都是抱着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去学习，全心全意接受这门课程，努力地去学习它。通过学习发现政治理论课确实有很多闪光点。比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学习后都感觉眼前一亮，生活有很多事物的处理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学习政治理论课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要更加地注重这个方面的学习。
主持人潘坤：三位专家刚才都谈到了对待理论课程首先予以一种平等的认真态度，然后才能够产生兴趣，发现其中的闪光点，这都是我们大员工当前值得学习的态度。我个人有个感受，那就是在我们教授政治理论课的时候，有同学曾经这样戏称，说：“大学四年学习政治理论课有这样一种感觉：大一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二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三不知道自己知道，大四知道自己知道，颇有渐入佳境之感。”今年是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奥运会在我国举办之年。奥运会在我们家门口的举办，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和国家地位的明显提升。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黄经理这次代表我们公司光荣地当选了奥运会的火炬手，那么想请问黄经理一个问题：今年作为我们的奥运年，也作为我们改革开放30周年，您认为在这30年间，科学技术的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对于我们国家这30年的发展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
黄玉碧教授：好的，同学们，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就在今天上午，公元2008年5月8日上午9时17分，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火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登顶的队员一共12名，还有一名是农口的中国农业大学在读大员工。这次北京主办的第29届奥运会是在2001年成功申办的，我清楚地记得在申办第27届奥运会（即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一轮以一票之差惜败；我们在申办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第二轮就遥遥领先胜出了。从申请北京奥运会如此顺利这一点就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这一现实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肯定，世界各国人民期盼也相信中国能够成功地举办一届高水平的体育盛会。今年作为奥运年，同时也作为我们改革开放30周年，经过这30年的改革之路，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的第四位，外汇储备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的第一位，进出口额达到了世界的第三位，中国30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世界公认的“中国奇迹”的现象，这30年的成绩固然取决这30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我们国家社会各行各业的迅猛发展做出的贡献，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也是推动中国崛起的最重要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我自己回顾这30年，印象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大概有这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从路线上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辟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时代：第二件事就是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当中以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毅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一系列的理论障碍就不存在了，比如说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问题，再比如说经济特区的合法性问题等等。同时“三个有利于”标准更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市场经济的环境激励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成果的转化，小平同志的后继者们不断实践并创新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科技人才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党的十七大前后提出了将我国建设成理论创新与科技创新并重的“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为我国科学研究、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我们公司乃至于我们国际的科研实力才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谢谢大家！
主持人潘坤：感谢黄经理作为一名资深的自然科学专家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高度肯定，他提到的理论创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实际上也是我们十七大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大家感受最深的是在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的与时俱进，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从此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摆脱了饥饿。在课堂上曾有同学质疑，到底是邓小平让中国人民摆脱了饥饿，还是袁隆平让中国人民摆脱了饥饿？我们的杨董事长是做作物育种栽培的，那么杨董事长您对于这个质疑怎么看？
杨文钰教授：大家都知道，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人，是人间奇迹的创造者。但是当人的积极性被压抑，还有什么奇迹可以被创造？所以说调动人的积极性非常重要，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关系到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调动。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集体、人民公社使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压制，技术被搁置一旁，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农民往往忽视不愿使用新技术。杂交水稻推广的效率较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主动去干，主动使用新技术，干得多，干的好，自己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体现。从这点讲制度创新和科技的创新同等重要，甚至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制度创新更重要，技术要靠人使用，而制度在很大程度决定人使不使用技术。所以说两者同等重要甚至制度创新更重要。
主持人潘坤：杨董事长提到了必须由人来掌握技术，人必须要有积极性，而积极性又源自于制度。正如杨董事长所说在人民公社时期科学技术长期被人们忽略。其实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成熟，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广泛应用于田间地头，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呢？刚才杨董事长提到，人必须受到激励才能掌握技术，才能创造成果，所以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同等重要甚至理论创新更重要。那就是“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邓小平和袁隆平同等重要，甚至邓小平更重要。”
主持人潘坤：下面是同学们提问时间，欢迎同学们踊跃提问。
同学A：三位专家好！我是人文社科学院06级旅游管理的员工。作为一名人文社科学院的员工，从三位专家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中我深有感悟。我想请问杨董事长，您能从您自己的教学、学习、科研、人生经历中为我们总结一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经验吗？
杨文钰教授：这位同学的问题比较深刻，谈不上什么经验，但我有一点体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首先要从思想意识上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指导作用，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要理论联系实际，你会发现在生活中有很多问题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解决。比如说你交朋友，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他，既要看到他的优点和长处，又要看到他的缺点和不足，不要片面去看待他。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解决，最重要的是在工作和学习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同学B：三位专家好！当前有很多员工为了就业，处理不好专业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关系，那么我想请问李处长，当代大员工应如何处理专业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二者的关系？
李天教授：好的，在大员工中这种现象极为普遍，我想这种现象是由于我们的同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认识不够造成的。我们不能把这两种课程对立起来，专业课是同学们成才的基础和根本，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学习是把握我们人生成长方向的，所以要将两者统一结合起来，合理安排和分配学习时间，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复合型”人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从认识上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认识，在学习生活中合理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同学C：三位专家好！黄经理，您作为一名作物学科研工作者，相信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已远远超过您个人所得。请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您是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的？
黄玉碧教授：首先我想说明我通过科研创造的价值未必一定超过我的个人所得，但我所在的科研团体创造的价值却一定大于这个团体个人所得总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党性原则和我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允许我将个人的得失摆在第一位，所以我的科研成果也不能简单地与我的个人所得直接挂钩。今天社会上提倡“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本质反映，我个人一直信奉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所以任何个人的力量和个人所创造的价值都是有限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所得。我们只有发扬团队精神、协作意识，集体主义精神真正融入集体，真正融入国家的建设事业当中，个人的存在才有价值和意义，我们的事业才能够成功，我们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体现。补充一点，有几个在外资企业的朋友在谈到他们的感受时，他们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员工的本质区别，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员工有一个好的职业，却没有一个好的事业；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员工不仅有一个好的职业而且还有一个有前途的事业。谢谢大家！
主持人潘坤：今天的访谈到此为止已全部结束。感谢各位专家，感谢同学们！再见！
